高公楚答应入幕之前，就有言在先，说“吾性过刚”，李汲当时并不以为意——这般温润如玉的公子哥儿，性格再刚强，还能刚到哪儿去哪？谁想于路几次交谈，发现高郢虽然说不上性如烈火，遇事却习惯寻求最简洁明快的手段，且但凡认准了的道理，一定要辩论个输赢对错出来，压根儿就不懂得看上官的眼色。也就李汲前世算半个“键盘侠”，最喜欢跟人言辞交锋了，倘若换一个相对笨嘴拙舌些的节度使，必不耐烦留用此人。

    与高郢相比，法令纹甚深，按照传统说法是主刚强、好刑杀的杜黄裳，性情反倒温和、柔韧得多，且精擅语言艺术，从不跟人死顶——由此亦可见相面之术纯属虚妄。当下听了高郢之言，杜黄裳委婉地表示反对：

    “公楚所言是也，然而圣人既赦从逆者，则缙绅等在田土上的手脚，也不宜深究。且即欲深究，天宝十四载前的田册，多数散逸，何从获取啊？”

    高郢喜欢喷人，但对于杜黄裳还是相当尊敬的——虽说同榜进士，他名次比对方为高——便拱手问道：“遵素兄有何良策？”

    儒家信徒大多数喜欢转身朝后看，认为世风日下，今不如古，若能恢复古制，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倒也未必无理，就看你打算倒退多少年了。如今但凡有识之士，都能明白最大的社会问题是土地兼并，导致百姓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，朝廷也难以征取足够的赋税；因而若能恢复到唐初普遍地广人稀的状况，重颁均田之令，无论藩镇还是整个国家，那全都有救了。

    然而杜黄裳却很明确地知道，理想和现实是两回事，能够执着于理想固然是好，改变现实却绝不可妄想一蹴而就，否则必致大乱。再者说了，他的屁股终究是坐在地主阶级这边的，不可能从根本上损害地主缙绅的利益啊。

    魏博镇的情况有其特殊性，但田土兼并严重，全国皆然，并不仅仅发生在河北地区。由此东来途中，杜黄裳就始终在考虑这一问题——土地为治政的根本，根本若固，枝叶可繁——大体上已有对策。

    他建议先继续压着归唐后所有变更土地所有权的申请，由节镇或州府派员重新丈量田地、核实信息。与此同时，请李汲写信给薛嵩，说明情况，以取得对方的谅解——既然州内大户多半与昭义军将校有所瓜葛，整治之前不打声招呼是不合适的，必损两家交谊。

    然后先拿没靠山，或者薛嵩表示不必加以理会的人家开刀，所得田土也无须交还原主——况且很多原主都找不着了——而一概收归官有，再由官府赁地与无田者耕种。下一步是威胁、勒逼其余大户向节镇贡献军资，相应的，发一批惠而不费的勋衔作为奖励；若其不允，再没收其超额的土地，也就师出有名了。

    先争取将州内耕地的三成掌握在州府或者节镇手中，安排流民耕种——还可以尝试民屯和军屯——再利用士卒修缮水利设施、提高官田的亩产量。等一两年，府库相对充盈，粮食可以自给之后，再逐一地设计剩余大户，强买其田可也。

    谁说只有大户能够兼并细民田地？官府做起这种事来，更加轻车熟路啊，就看时机是否成熟，以及肯不肯下狠手了。尤其一两年以后，或者彻底将昭义军和魏博的利益捆绑在了一起，或者足食强兵，已不再畏惧薛嵩，做很多事就不必再考虑留手了。

    其间还有一策，可以将收得的土地暂寄在节帅名下，而非官有，说不定阻力反倒会更小一些……

    高郢对此的评价是：“无乃太缓乎？”却并没有要跟杜黄裳顶牛到底的意思。李汲捻须沉吟，也觉得可以暂时采纳杜黄裳的建议，先走一两步看看效果再说。于是命高郢为他草拟给薛嵩的书信，并将整理田地等事，全都交给杜黄裳负责，刘极、洛一平从旁襄赞。

    李汲的魂魄来自后世，见识很广，理论知识也充足，但实务能力么……呵呵。对于军事，他从才刚出山，在奉天偷看练兵开始，边摸索边学习，终于大致上探索到了门径——仆固父子、郭昕、李元忠，甚至于老荆荆洚晓等人，全都是他的老师——但于治政，还从未实际操作过啊。既然如此，不妨先全盘委任给杜黄裳吧，自己只抓大政方针便可。

    事实证明，李汲召入麾下的几名僚属皆为可用之才，刘极、洛一平都做过小吏还则罢了，杜黄裳、高郢两名新科进士，照道理来说，从前并无多少实务经验，但具体做起事来，却也一板一眼，起码暂时挑不出什么错来。这大概也是家学渊源吧——杜黄裳之父杜绾见为京兆府司录参军，高郢之父高伯祥曾任好畤尉，都属于一线亲民官。

    若是什么御史、翰林家庭出身的，估计且得练呢，绝不可能上手那么快。

    李汲还是将主要精力放在军事上，他亲自巡查各营，放低姿态，与将校甚至是小卒反复交谈，以获取第一手的情报。入魏十日之后，在王莽城搞了一